的利益， 统治者还法外施刑。因此， 规定在当时的法律里的东西，未必就是真理。
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唐律疏议》里规定的八议制度，皇帝和亲戚等八种人犯罪可以从轻处罚，即使犯了死罪，也可以朝堂商议，报请皇帝免死。再比如官当制度，也就以官当徒和以官当流制度，官员犯罪，可以用他的官位折抵刑期，九品以上六品以下的，一个官职可以抵徒刑一年，五品以上一品以下的，一个官职可以当徒刑二年；如果是公罪，折抵刑期更多。官员犯罪应该判处流刑的，折算成四年徒刑后用官职冲抵。要是官职少不够冲抵的，还可是比照徒刑的年限用钱赎罪。
也就是说，当官的犯罪，可以用官职或者金钱来减免刑罚。这样的法律规定，要是放在现代社会，别说是要立法了，便是有人这么说出来，也会被唾沫星子淹死。
现代社会也有类似的例子，比如收容制度和劳教制度，在立法之初，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是应该的，可是现在却废除了，这就是立法者和立法思想发生了变化。现代法学届不是有“恶法非法”的论断吗？什么是恶法？所谓恶法，只是时代发展了，时过境迁了，有的法律已经不符合后来者的思想了，才会成为恶法，说收容制度劳教制度制订之初就是恶法的论断，本身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现在回头看《唐律疏议》的这些规定，现代人觉得很荒谬，典型的恶法，可是那个时代，没有人质疑，而且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延续使用了一千多年。——就多少法律规定能延续使用一千多年？
萧家鼎用崇敬的眼光看着王妃，道：“既然法律应该灵活掌握，那又以什么为标准呢？”
“礼！”王妃慢慢道：“合乎于礼，才是王道。礼法不能兼顾者，应以礼为先。”
这是正统的法律思想，也是千百年来中国古代法律人公认的思想。当法律跟礼不相容的时候，以礼为先。比如汉朝的时候有个案子，某甲没有儿子，拣了一个弃婴作为养子，后来养子长大后杀了人，甲就把他藏了起来。汉朝的法律藏匿罪犯是要处重刑的，可是董仲舒引用《春秋》上的父子一方犯罪，可以相互隐藏的话，没有判父亲的罪，这就是当时的法律跟礼的要求不符的时候，法官用礼来判案典型案例。这个判例也就成为了《唐律疏议》制订亲属相互隐匿制度的依据之一。
不过，王妃这个话非常的原则，而她要萧家鼎作特别处理的案子却是非常的具体，到了具体的案例里，要把握好法与礼的关系，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搞不好就是违法办案！
更何况，对于萧家鼎这位一千四百年之后穿越而来的现在法律人，他心中的礼就不是古代封建礼教制度的纲常伦理了，而是现在社会的价值观。这两者间很多是不相容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比如未婚同居，现在社会思想里，这种事情甚至连道德层面的问题都算不上了，可是古代却是违背伦理的，属于奸罪的一种。要受到处罚的。再比如很多现在的民事纠纷，在古代都要用刑罚手段处理，比如不当得利，古代是要打板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