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划大军粮草转运，这可不是一个轻松的工作。
即便是在后世，看一眼大灾大疫时各种物资上面出的问题，也能明白这活不好干。
有人上下其手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保障运输的粮草能够圆满的完成运输，这在古代来说同样是非常难的事情。
后世可以靠着冷链低温运输等物流技术和飞机、火车等一系列交通工具，以古代人数倍、甚至数十倍的效率运输新鲜蔬菜水果，这在古代是难以想象的。
清朝皇帝想吃鲥鱼，这在现代来说是一件并不算难的事情，即便是在北京也不是吃不到，可在古代鲥鱼一出水就死，想要吃到新鲜的，需要动用的人力物力是难以想象的。
这条鱼需要从南京打捞上岸，立刻就会被放入装有猪油和冰块的箱子，贴上南京军政官员的封条，然后用快马一刻不停的运送到北京城。
这一路上，从南京到北京的所有地方官员都要在路上等着，伺候运送鲥鱼的骑兵，保证道路畅通，沿途不出问题。
每三十里一处的驿站更是要早早的备好快马、食水，送鱼的人到一处驿站就会换一匹快马，以确保赶路的速度。
吃饭、喝水，甚至是解决个人卫生问题全都得在马上，说得再直白一点，人能累死、马能累死，皇帝要吃的鱼你必须送到。
而当时满清御膳房的规定是鱼出水到御膳房把鱼做熟端上康麻子的餐桌，时间不能超过二十二個时辰。
沿途光是动用的马匹就超过三千匹，民夫更是超过上万人。
“三千里路不三日，知毙几人马几匹。”
“马伤人死何足论，只求好鱼呈至尊。”
一首《进鲜行》便充分的描绘了当时康麻子为了吃一条鱼所耗费的人力物力。
至于说粮食的话，运输虽然没有这么夸张，但十成粮食从南京运到北京，如果走陆路运输的话，能有三成到北京已经算是沿途交通状况良好，一路畅通了。
所以自从蒙元定都大都之后，蒙古人便将大运河修到了北京城，并且还积极开拓了海运路线，通过漕运和海运两条路线，从南方向北方输送粮食。
尽管因为明初的时候京城定在了南京，导致漕运和海运后来停了很多年，直到朱棣迁都北京之后才逐渐恢复漕运，海运后面干脆连船都漂没了，但这粮食运输的不容易却也可见一斑。
毕竟百万石粮食想要从南京运到北京，走京杭大运河的话，沿途也还是会影响到“百万漕工”的衣食的。
至于说沿途的地方官员？漕运有专门的漕运衙门负责，可不需要地方官员插手，除非是漕粮在自己的辖区出了问题。
不过那都是掉脑袋的事情，管不管无所谓了已经。
而且清朝时期，不算各级地方官府的种种横征暴敛和巧立名目，光只是朝廷规定的漕运正粮四百万石，还要额外征收两百三十万石耗粮作为“损耗”，这粮食运输到底有多麻烦和多难就可想而知。
好在如今还是明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