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文士收集汲公的论述， 敷衍成文， 正是效仿先圣的举止！
果不其然，在奏疏传颂数日之后，京城中立刻有了反对的声浪——新学提倡“日用即道”、提倡“实学”，无疑是刨了诸位皓首穷经博学大儒的老巢，自然是要拼死反击；但文士们磨刀霍霍，尚未与反对派短兵相接，长安城中的贤良文学博士大儒先就吵成了一团，除书信互喷彼此嘴炮之外，乃至于有线下对峙，靠拳头短剑物理辩经。
原因倒也不甚稀奇——除数十位位博学鸿儒之外，寻常求学读经的士人，谁特么想背那些一个标题就能注释几万字的经传？
若仅仅是复杂冗长也便罢了。这经传注释往往还是博学大儒的家传秘学，必得拜入师门亲聆教诲，才能领悟所谓圣人的“微言大义”；拜师艰难尚在其次，但一入师门后终身被师徒之义辖制，便等于永远成了大儒们在朝堂上布的暗子，再难得自由。
换言之，传统的经术取士基本就是个批量制造垄断学阀的机制。眼下军功世侯势力鼎盛，以经术左右朝局的大儒们还不敢妄为，但学阀盘根错节，也足够寻常士人大吃苦头。而今好容易有了足以反击经术的武器，怎么能不拼死捍卫？
于是乎上下各怀心思，奏疏流传后不到一月之内，长安内外立时便乱成了一锅粥，仅仅太学一地，每日便有五经博士闲暇之余激情对线，手口并用，声震四邻，乃至于惊动过好几次京兆尹。至元朔元年的十一月，皇帝看热闹不嫌事大，索性命东方朔率文士加入战团，参照时下的思潮，应势制导，稍作修订，推出了数篇追随汲公奏疏的重磅文章。
正所谓行家出手，方知有无。预备已久的文士们根本不屑与大儒做口舌之争，一上来便正本清源：汲公的奏疏并非标新立异的妄想，而实在是绍述圣人的大作，每一字每一句都蕴含着圣人的微言大义。
奏疏之中，所谓“百姓日用即道”者，源自《周易》系辞：“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所谓“人人皆为圣贤者”源自《孟子》“人皆可为尧舜”。哪一句不是圣人的原话？那一句不是圣贤的妙论？
简而言之，汲公绝非妄论，而是代圣人立言，代老祖宗立言；反对汲公便是反对圣人。你们这些大儒再如何博学，还能有老祖宗聪明？！
要知道，历朝历代儒学之中，汉儒是公认的“义理粗疏”，虽然注释的经传成篇累牍，但与原著大抵毫不相干，充其量只能算疯批同人大手子的OOC大作；唐儒宋儒明儒等好歹还只敢在圣人著述中夹带私货，汉儒就基本是毫无原文、满篇私货，只偶尔在洗脑包中夹几个孔子周公溜一溜缝。以诸位大儒的作风，恐怕起孔子于地下，都未必能辨认出汉儒为自己著述的那洋洋洒洒数十万字的《春秋》注解！
正因如此，东方朔等考据严格、逻辑清晰的文章一出，便立刻有了降维打击的功效。诸位大儒固然发洗脑包发得手软，但好歹还不敢将周公与孟子踢出儒家，面对这样赤·裸裸的原文攻击，只能顾左右言他而已，气势未免大馁。
以常理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