绸五千匹；还望大夫不要推辞。”
汲公不觉抬头看了皇帝一眼——赏赐大臣哪有提前告知的？天子此举，无非是将他汲黯当作了徙木立信的大旗，向朝中百官展示推举能工巧匠后的巨大利益；有此榜样在前，想来公孙弘、主父偃等必将一马当先，争先恐后举荐工匠了。
……只要于国有利，做大旗就大旗吧。汲公深深俯首：“臣谢恩。”
【如果以汉朝辉煌的产业升级为例，那么宋代以后的华夏王朝就简直是不可以原谅——他们的保守、自闭、冷漠是不能用客观条件来推诿和解释的。如果宋以后拥有造纸术、火药与马镫的华夏都算是被客观条件所局限的话，那么交通条件极为原始，尚且只能依赖竹简来传递消息的汉朝，又是怎么完成它领先世界一千年的技术革·命的呢？
归根到底，产业进步还是一件高度仰仗于人力、仰仗主观意愿的事情。武皇帝时固然得天之幸，等到了战国至秦以来冶铁技术爆发的前夜；但技术进步从来不是水到渠成后就可以顺理成章瓜熟蒂落的东西，技术的萌芽固然是珍贵的，但注意到这宝贵萌芽的敏锐目光，乃至持之以恒投入资金的强硬意志，才是决定一个文明命运的关键抉择。
如果诸位意识不到这些品质是多么的珍贵，那么不妨将眼光放到一千年以后。自唐末五代以来，炼丹术士们开发出的火药便已渐渐应用于攻城摧坚之中，那么，面对着这堪称伟大的军事变革，足以改写一切战场逻辑的技术，大宋——庸庸碌碌数百年的大宋，被蛮夷灭国两次的大宋，又有何作为？
产业技术的飞跃当然是很珍稀，很罕有的幸运。但仅仅将技术归之于珍稀与罕有的天命，则无疑是对武帝最大的侮辱。运气或许是实力，但鉴别运气、把握运气需要更大、更坚决，更不可动摇的实力。
如果对武帝的水准与眼光没有什么概念，我们可以稍稍举一个案例。张骞出使西域十余年，曾在大夏见到了蜀地生产的邛竹杖、布匹，是从身毒千里贩运来的珍物；见多识广的博远侯立刻意识到，自蜀地出高原山岭，必然有一条直通身毒的隐秘商路，而以此转运汉地的货物，不但可以避开西域匈奴人的侵扰，还能掌握对外贸易的主动权。
回朝张骞上报了猜想，皇帝的反应是“欣然”，立刻任命张骞为发间使者，四道并出，凿通蜀地商路，强力平定西南盘踞的诸夷，“夜郎自大”等逸事，正肇因于此。
当然，相较于武帝开拓西域的伟业，他在西南商道的经营实际上是不足挂齿的。《史记》、《汉书》中均只有寥寥数笔而已。但却正是这寥寥数笔的小事，反而愈发能凸显武帝那真正超乎于庸俗之上的雄才大略。
征匈奴与平西域固然是辉煌的功业，但也恰恰因为它无可质疑的战略地位，历来便被汉帝视为头等要事；所谓“复九世之仇”，自文、景以降，从来都是念兹在兹，秣马厉兵不敢稍忘；执行这伟大的战略固然艰难，但至少决策上是不存在什么问题的。历代皇帝已经反复思虑过了，继嗣之君只需萧规而曹随即可。